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与脱贫攻坚是当前中国全社会的两大国家战略行动，旨在消除绝对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成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只有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基础，只有实现乡村振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因此，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融合是根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此明确要求，“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1]。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以脱贫攻坚战为前提，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原则，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使广大乡村实现从摆脱贫困到生活富裕的跨越，才能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一、产业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就是针对如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从根本上破解“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种不平衡发展状况。根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中国发展最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发展最不充分是乡村发展最不充分，受不平衡不充分影响最大的群体是农民。[2]农村的贫困问题并非物质的贫困，中国大多数乡村山水秀美、物产丰盛、人文厚重，贫困主要是经济的贫困，本质上也就是产业贫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古老的中国乡村开始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型快的地方、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先富起来了，转型慢的地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贫困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市场经济中，利润与资本额成正比例，而不与劳动付出成正比例，也不与劳动产出成正比例。多劳并不能多得，多产也不能多得，多资才能多得。[3]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本集聚的城市和非农发达地区日益富裕，资本短缺的农业地区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日益贫困。《中国农民调查》就讲述了一个贫穷的事实，农民守着自己种的白菜而不敢吃，[4]说明了乡村的贫穷是货币的贫穷而非物质的贫穷，就在于缺钱，在于缺赚钱的产业，因为再勤奋的劳动也无法致富。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5]城市一方面独具资源集聚的天然优势，强化了对乡村要素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虹吸效应”；而另一方面在国家现代化战略下使城镇化、工业化处于中心地位，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方面强化了工农城乡的不平等发展格局。[6]随着资本集聚带动人才、技术加快向城市、工业集聚，这是造成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贫困地区农民贫困的一个发展阶段性的体制原因。
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同步发展的历史进程，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农业是四化同步的全面现代化短板，农村是全面小康的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7]。随着现代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农业中国进入工业中国、乡村中国进入城镇中国的历史拐点。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8]以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平衡充分发展，在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贫困状况。
脱贫要长效，长效在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就在脱贫攻坚的“五个一批”中摆在优先位置。扶贫攻坚的核心是发展扶贫，而发展扶贫的核心是发展产业。只有抓好了产业扶贫这个实现脱贫的关键，脱贫攻坚才有根本保障，才能确保乡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把“产业振兴”摆在“五个振兴”中的首要地位。[9只有抓好了产业兴旺这个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美丽乡村才有经济基础，农民生活富裕才有最可靠支撑。因此，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要依靠发展产业来建立促进农民增收与推动生活富裕的长效机制，表明了做好产业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条件。
二、农业是贫困乡村最核心的产业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而农业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最核心的产业是农业。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确保农产品供给，无疑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农安天下安，安农安天下。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需要从农业现代化来破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10]以此作为评判中国现代化的其中一个根本标准，突出农业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地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也表明，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农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引起乡村发展的现代变革；另一方面农村现代化加快农业现代化，乡村的每一次现代变革又对乡村发展提出新要求。[1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12]进一步明确了农业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和现实途径。因而，农业现代化既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必然要求。
农业是一个古老的产业，也是一个弱势产业，而恰恰又是绝大多数贫困乡村的核心产业，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除了人为因素外，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是难以改变的约束条件，决定了绝大多数贫困乡村不具备以工业化、城镇化来快速脱贫的可能。从宏观层面来看，城乡之间这种差距也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阶段性的发展趋势，是列宁所言“地方的闭塞性和狭隘性”乡村地理位置局限性的必然产物。以农业为主的乡村，局限于土地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可移动性。而以工业为主的城市，不局限于土地的地理位置。因而，城市具有乡村所没有的产业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的天然优势，造成农业效益递减与工业效率递增、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这种不可逆转的态势，从而导致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阶段性的工农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城乡差异性长期存在，使农业的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共同命题。强大的美国农业也同样因务农辛苦、收入低而出现农业后继无人的问题。根据有关研究，美国农场的农业生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近期的15%左右[13]。在世界范围来看，欧洲、日本的农场收入比重也基本如此，农业生产收入已经不再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来越集中于非农产业的兼业收入。而最大的问题是，美国60％的农民每年销售产品所得利润不足1万美元，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利益激励年轻人选择农业，农业几乎后继乏人。截至2018年6月，美国中西部地区申请破产的农场是2014年同期的两倍，在玉米和大豆集中种植区尤为突出。[14]
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会导致农业人口不断下降，农民平均年龄的不断老化，不少村庄因此消失，这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如日本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93%，而工农城乡差距至今依然存在。日本一些地方政府在乡村建房子，要求入住三年就赠送，却很少有人问津。根本原因无疑是农业落后于非农产业，农业依然属于弱势产业，农民缺乏充分的发展机会而随时可能陷入贫困的境地。有数据显示，日本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远高于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10岁左右，[15]农民老龄化与农业效益低于非农产业效益是几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未能根本解决的难题。就中国而言，不是所有的乡村和农民都贫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的绝大部分乡村和农民就不贫困，而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山区的绝大部分的乡村和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都贫困。
从微观层面来看，当前中国贫困乡村的农民都普遍文化素质较低，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大多不愿从事农业，因为非农产业收入普遍要高于农业。而从事农业的绝大多数村民，普遍一无所长或因病因残无可奈何地守望在乡村，普遍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386199部队”，即使留在乡村有一定素质或专长的村民也普遍就地以从事非农产业为主。贫困乡村都普遍处于“老少边穷”地区，资源优势不明显，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不少地方甚至自然环境恶劣，很难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需要。贫困乡村的地理位置都普遍远离区域经济发展中心的城镇，区位先天缺陷，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成本高，资源要素难以资本化，因而乡村产业发展资金极为短缺。因此，尽管中国不同地区的贫困乡村经济差异十分悬殊，但都普遍存在先天性的局限，都基本上是以农业生产主导,大多是种植业、养殖业，农民经济收入都主要来源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或初级产品加工，这是绝大多数贫困的乡村产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三、小农户是贫困乡村农业发展的最大现实
人多地少是难以改变的最大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根据有关统计，2016年底我国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有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5亩左右。据初步测算，到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户仍将有2.2亿户左右，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到2030年为1.7亿户，经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70%；到2050年仍将有1亿户左右，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0%。[16]与中国同为“东亚小农社会”的日本，城镇化率高达93%，农业规模化程度平均是平均30亩地。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镇化率势必难以达到这个高度。即使在2050年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城镇化率也达到70%的战略预期，还有30%就是4亿多乡村人口不能城镇化，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标准就是人均4亩多地。因此，“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户是我国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力量，也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早就明确，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就是“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17]。后来不少学者和官员都认为小农生产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必须走规模化大农业之路。听说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上书中央高层，提出必要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形式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清代就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而且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那种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现象[18]。在客观现实中，到今天中国农业的大规模经营一直没有实现，走了这么多年的弯路后发现，中国农村依然是小农户为经营主体中的绝大多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明确要求，就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
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就明确：“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19]毋容置疑，贫困乡村绝非在具有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的地方，与“老少边穷”、环境恶劣、偏远山区等有着必然的联系，是马克思称之为的“愚昧状态”[20]，列宁称之为的“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 [21]。相对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江淮平原等农业发达地区的小农户，贫困乡村是“人均不过几分地、户均不过几亩地”，不仅人均耕地更加偏少，耕地细碎化更加突出，而且农民组织化程度更加偏低，农业经营规模更加偏小，人口流出更加快速，劳动力老龄化状况更加严重。
毫无疑问，贫困乡村集中了中国2亿多个小农户中的绝大多数，是中国小农户的主力军而处于农业经营主体的“金字塔”底端，作为贫困乡村不容回避的最大现实，是贫困地区乃至中国整个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最广大主体和最基本力量，更是最大的约束和主攻方向，可以说，小农户作为产业扶贫的最大短板，既是应对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破解农业发展约束的潜力和希望所在。能否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不仅决定着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成败，而且决定着中国整个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成败。
四、市场化程度决定着贫困乡村产业发展的成败
在一些人看来，农民的贫困是因为小农的懒惰、愚昧，缺乏经济人的理性。而舒尔茨认为，农民作为经济人的精明和理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企业资本家，能够为追求最大化利润而做出合理化的选择，并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使资源要素配置最优化、效率最大化。在舒尔茨看来，“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22]其中就包含着最重要的市场逻辑。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实现了十四亿多人口的全球大国由全力解决温饱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跨越，成为人类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就充分印证了舒尔茨的理论判断。
中国改革开放前，政府年年都给农民发放扶贫款、发放救济粮却为什么农民依然普遍贫穷、农产品依然普遍短缺？周其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一手紧闭机会之门，而一手扶贫救济帮困。[23]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全社会的温饱问题，而且使八亿人口根本上摆脱了贫困状况，最根本的经验就是以推进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放活农村、放活农业、放活农民，让农民有出售自己产品的机会，让农民有自由择业的机会，让农村有获得政府和市场投资的机会。作为那个时代风云人物的万元户，都是来自中国最贫穷的群体——农民、最落后的地区——农村。[24]
而农村改革的滞后，导致长期以来政府直接主导农业生产发展，直接投资农业产业项目，使政府越位与市场缺位的问题非常突出；而在农产品质量监管和区域品种生产规划、市场服务等方面，却存在政府缺位而市场越位的问题；这样一来，就扭曲了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造成相当长时期来农村经济一直没有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特别是近几年一些地方的扶贫，由于没有市场导向盲目扩大规模，造成不少农产品的产能过剩。如有不少地方扶贫开发的一个农产品地标品牌卖到几十元的高价，成功的案例立即被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扶贫经验在整个区域大规模地复制、推广，就出现单一产品从供不应求到供大于求的变化，不到两年价格直线下滑到几元。
问题是，非贫困户的农民是在市场的推动下，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的投入都是自负盈亏的市场行为，不少已经发展为成熟型的专业户，本来可以成为区域农产品的品牌优势产业。而作为贫困户的农民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的投入、甚至市场服务和生产管理，都是一站式的政府行为，即使能够发展也具有不确定性属于成长型的专业户，因为政府的扶持不具有长期性。在政府的积极作为下非市场性地把同一产品的生产规模后迅速扩大，同质相争就难以避免价格下跌、产品大面积滞销。即便如此，同一产品，市场导向的专业户因为成本自负，可能需要卖10块钱的价格才能赚钱，而政府扶持的贫困户不需要自负成本，可能只需要卖5块钱的价格就能赚钱。这就是典型的市场严重扭曲，造成农产品结构失衡，给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带来极大的市场风险，导致的是双输的结果：市场导向、成熟性的专业户因此破产沦落为贫困户，政府扶持的贫困户也因此返贫，势必造成整个地区的整体返贫。
情况更为复杂的是，中央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根本目的就是要以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为导向，淘汰低端产品，扩大生产高质量的品牌农产品，从而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品种结构、产业结构以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而客观现实是，那些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需要淘汰的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牵涉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贫困乡村与贫困农民。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低质量发展又限制的话，会严重影响到贫困户农民的收入进而影响到脱贫攻坚的进程，不得不放任那些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的产品继续生产，而且政府还不得不予以各方面支持扩大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供给侧结构的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市场风险实质上就是贫困乡村与贫困农民的返贫风险。
特别是扶贫贷款，由于大多数贫困农民没有产业发展能力，基本上都贷给了企业和专业大户。最难理解的是，只有按照指标完成发放贷款任务的规定，却没有明确贷款对象的门槛或资格的规定。无论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是金融的市场规则，都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成熟型企业和专业大户为贷款申请门槛或资格，支持扩大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培育贫困地区的优势主导产业，形成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而不应该以具有不确定性的成长型企业和专业大户为贷款申请门槛或资格，造成不少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的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继续扩大生产，无疑将导致金融风险，也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转型升级进程，而且还造成了政府主体、农民客体的乡村发展现状，出现了不少“政府忙着干、农民站着看”的怪象，结果大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因此，最关键的是如何找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有为的政府不是大包大揽去干预农民具体的经营行为和生产行为，而是优化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服务供给，把不该管的“放”给市场，推动有效市场的形成与完善，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产生乘数效应。在农业发展实践中政府和市场结合得最好的案例，就是农机社会化服务。凡是农机服务专业户，政府在政策上都按照统一的标准给予农机补贴；凡是进行农业生产服务的，交给市场让农民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服务费用。这样一来，政府提高了投入效益，农民降低了生产成本，政府、市场、农民三方以及各种要素都实现了配置最优化、效率最大化。
五、社会化服务与品牌化战略是基本途径
如前所述，对于贫困乡村的产业扶贫而言，农业是最核心的产业，小农户是最大的现实。怎样来弥补小农户经营规模的不足，特别如何是破解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装备的难题？长期以来认为小农户小块土地规模偏小而分散落后，不能实现机械化。因为每个小农户没有实现机械化的能力，有这个能力也没有相应的效益，不要说人均耕地偏小的南方丘陵地带与山区，即使是耕规模积较大的北方平原农民也不会为自家几亩地专门买一个收割机。而由于社会化服务组织成为了从事和服务农业生产的主体，现在传统的小麦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耙压、施肥、除草、浇水、收割等22个生产环节基本上都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根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北方整个小麦产区通过农机社会化服务，2018年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从启动到进度过8成仅用时17天，有5天日机收面积超过2000万亩；2019年全国就预计有1630万台农机投入三夏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其中联合收割机64万台，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27万台。[25]不仅农机使用高效率，而且农民生产低成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北方过去小麦晒干，人工成本很高，还要占据场地、道路；现在是社会化服务经营主体投资购买烘干机，为农民提供相对于过去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小麦烘干服务。因此，小麦的经营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方整个小麦产区就是大规模经营。
对于南方的丘陵地带与山区而言，自然条件无疑对机械化是一个先天性约束。而随着农业科技的创新，小型、微型农机的问世就弥补了自然条件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傻瓜式农机不断进入到小农户的农业生产中，现在不少丘陵地区、偏远山区的农业耕种也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了机械化。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实践创造了小农大国的农业发展奇迹，不仅打破了小农户小块土地不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论断，而且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规模经营概念，赋予农业现代化以新的内涵和新的定义，引发中国农业发展新的变革，使社会化服务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像山东在全省在推进农业从生产到市场的全托管，促进农业产业“接二连三”地融合发展，使农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得到全面拓展，增强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了农业生产集约高效。因此，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要求，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从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推进面向小农户产销服务、实施互联网+小农户计划、提升小城镇服务小农户功能等方面健全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26] 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是中国农业的方向。[27]这不仅事关产业扶贫的成败，更事关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败。
产业扶贫的另一个现实途径就是品牌化战略，也就是如何推动乡村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经济优势。贫困乡村与特定的山水、气候、地貌相连，不同的乡村具有不同的优势和特色,应按照不同资源禀赋实现产业差异化发展。然而，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贫困地区也与发展严重滞后的农业产业相连。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是，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对农产品怎么生产都很熟悉，而在市场上怎么营销农产品都不熟悉。因而农业生产跟风“一哄而起”的同质化现象非常普遍，由此带来增产不增收而“物贱伤农”的问题非常严重；造成价格便宜却无人问津，高价进口的农产品却供不应求的现状。如湖南农民自己种大米喂猪，吃的却是东北大米、泰国大米。2018年湖南柑橘因产能过剩，至少有三分之一烂在山上。所以，很多农民在政府指导下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禁不住问道：谁能告诉我，究竟种什么？这表明了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正在由总量不足向结构性矛盾转变，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8]
过去不仅农产品短缺处于卖方市场的历史阶段，而且收入水平不是很高，消费结构单一，农产品供给结构相对简单，不需品质细分以大宗产品为主。现在不仅不少农产品供给过剩进入了买方市场的时代，而且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不断转型升级导致消费结构多元化，就必然要求农产品品质不断提升与供给结构品种多元化，需要品种品质细分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结构。因此，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题，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始终突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也就是要求农业发展从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把产业扶贫作为解决扶贫的根本之策，让农业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美好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现粮食安全和现代高效农业相统一。[29]在现代经济社会，品牌是质量效益与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市场领域的所有产业竞争集中地体现为品牌竞争。2017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文件，对中国整个国民经济提出了一个品牌战略，要求以品牌引领供需结构转型升级，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着力点。
与工业生产不同的是，工业一般是以无机物或结束了生命的有机物为原材料进行的生产，而农业是以特定地域的土壤、降水、光照、积温等生态环境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动进行的生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与资源禀赋特征。橘在淮南生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正是农业生产的这种自然选择属性，使特定的地域环境、种养方式、文化历史传承直接决定着农产品特有的营养价值与品种品质，决定着农业产品的差异性与农业生产的地域分工，决定着农产品品牌无一不是具有特定地标符号的产品。单纯依靠现代科技生产农产品，与在自然条件下生产的农产品是完全不同的品质和味道。因此，农产品品质的区域地标性、资源稀缺性、产品唯一性、品质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使农产品的地域品牌战略成为提升质量效益与市场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破解农产品同质竞争的突破口。[30]
产业扶贫的关键是推动弱势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地域品牌是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抓手，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和航标。但品牌并非是通过广告就能造就，因为农产品已经进入过剩时代，只有发展独特的地域产品，为消费者提供独特的价值才有核心的竞争力，才能成为占有市场主导地位的优势产业，才能可持续地发展。政府要转变农业的工作思路，要从抓生产到抓市场的转变，要从抓规模抓产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质量提升转变，建立以品牌为导向，优化农业区域结构、品种结构、产业结构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政府予以支持的特色产品，以及逐渐淘汰效益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尤其对于贫困地区的乡村而言，种植选择是关系到产业扶贫成功与否的核心问题。同时，地域品牌生产出来，还需要相应的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把生产环节、加工环节、流通环节、销售环节等进行“接二连三”，形成产业链以实现产业化。
六、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产业扶贫，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改革逻辑多重叠加的必然要求，必须将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作为贫困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以市场需求和质量要求为导向，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规律和品种、质量要求，使农业供给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逻辑。需要推动贫困地区的农业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以扩大社会化服务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先天性局限，并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需要以制度供给为动力，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原则下，破解农业供给与需求在结构和体制上的矛盾，畅通农业供需通道，激活市场活力、要素活力、主体活力。
来源：《农村经济》2019年第9期。引用文献略
